陈奉孝：梦断未名湖⑩乌兰农场

〇 守护民间记忆

梦断

未名湖

乌兰农场

© 陈奉孝／文

1

　　自从第一批上海知识青年下放到长水河农场以后，陆续地又有天津、北京的知识青年涌向了长水河农场。要知道，如果长期让知青跟犯人在一起，肯定会对知青产生“不良影响”。再说，长水河农场本身已有一、两万犯人，更多的知青也容纳不下，于是又像兴凯湖农场一样，他们决定把长水河农场解散，把整个农场交给知青。长水河农场的犯人被分散到内蒙其它的各个劳改农场去。长水河农场三分场的“现反队”和我在的“历反队”（二中队）被调到了内幕古扎赉特旗的乌兰农场。
　　扎赉特旗是内蒙最东部的兴安盟下属的一个旗，离齐齐哈尔市很近。文革期间，将整个呼伦贝尔盟和兴安盟划归了黑龙江省，文革后又划回了内蒙。内蒙劳改单位的编制好像跟黑龙江省的劳改单位的编制不太一样。说起乌兰农场很多人不知道，但说起保安沼农场不少人都知道，因为保安沼农场生产的大米很有名。
　　保安沼农场共有三个分场：保安沼农场（总场）、乌兰农场和新河农场。这三个农场是平级的，都是县、团级单位，可这三个农场又不像黑龙江省的劳改农场那样又分成若干分场，而是各自分了若干大队和中队。乌兰农场就分了两个犯人大队，一个就业人员工业大队（管基建的）和六、七个就业人员中队，我就被分到乌兰农场的白土岗犯人大队，这是1970年2月份的事。
　　我在的历反队调到白土岗大队后与从哈尔滨闫家岗调来的一个刑事犯队混编在一起，而原来长水河农场三分场的“现反队”则原封未动，自成一个中队。1970年一年总的来说平安无事，又像兴凯湖农场一样种水稻。但劳动强度比起长水河农场种旱田强多了，主管生产的王麻子队长拿犯人当牲口使唤，一天到晚让你干活。好在经过十多年的劳动锻炼，特别是在兴凯湖农场我已种过八年多的水稻，劳动这一关我早就过了，因此并没有感到有太大的压力。但从71年到72年我却遇到了两次意想不到的灾难，差一点丢了性命。

2

　　有一次看电影，正片放映前播放了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镜头，其中有林彪的一个背影。我跟一个姓侯的犯人偷偷议论。
　　我为什么敢跟他谈这种掉脑袋的严重问题呢？侯是天津人，比我大五、六岁，曾在傅作义部队当过机要员。北京和平解放后，傅作义部队被整编，侯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朝鲜时他想叛逃，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他这种思想苗头被指导员觉察到了，调回国以“历史加现行反革命”罪判刑15年。他跟我在同一个历反队里。历反队就我们俩最年轻，平时跟那些老历反又没有什么话好谈的，所以渐渐地我们俩就熟悉了。他先向我介绍了自己的历史情况，我的情况差不多人人都知道。自从由现反队调到历反队以后，管教干部也不大找我的麻烦，因此我的思想也就慢慢麻癖大意了。有了这样一个能相互沟通思想的人，我们俩就经常在一起偷偷交换一下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但管教干部早就派一个老历反把我们俩盯上了。他虽然不知道我们俩谈什么，可发现我们俩经常在一起嘀嘀咕咕，于是就向管教作了汇报。
　　整个历反队就我们两个人是“现反”，而且最年轻，这太显眼了。有一天，徐管教和刘教导员突然把他找了去，大镣子往地下一摔说：“你跟陈奉孝经常在一起嘀嘀咕咕，你们谈了哪些反动言论，有哪些反革命预谋，今天你老老实实交待吧！不然的话，后果是什么，不用我们说你也清楚，你是双料的反革命！”并且指了指桌子上写满字的几张纸对他说：“经过集训队以后，陈奉孝已经变聪明了，他早已作了坦白交待并检举了你，这就是他的坦白检举材料，今天你只有彻底坦白交待并反戈一击这条路可走，否则你的下场将比陈奉孝更加严重！”真没想到经这么一唬，他老兄一五一十全交待了，并尽量把事情推到我身上。平时看上去他是很精明的一个人，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一个草包！让他们一诈就诈出来了。他不想想，桌子上的那些所谓的检举材料，他们又没给你看，你怎么就相信是我写的检举材料呢？像他这种人，平时看起来很聪明，可一到关键时刻就懵了，这就是所谓的“皮精细”。也怪我自己，文革以来我一直处处加着十二分的小心，可这一回怎么就看人看走了眼呢！
　　审完了他，没动声色地把他放回了队里，而且没有马上提审我。他们这样做的策略一是想让侯某相信的确是我首先坦白检举了，不然的话为什么不马上提审我呢？二是想麻痹我。但我从侯某提审回来的脸色看，已经觉察到可能出事情了。我问他管教找你谈什么？他说话支支吾吾。过去每天收工回来他总喜欢到我跟前来聊聊天，两人下下棋，可是自从他提审回来以后总躲着我，我预感到事情有点不妙。
　　过了四、五天刘教导员和徐管教突然把我叫去队部，刘教导员开口就说：“陈奉孝！你这一年来表现得很老实，伪装得不错呀？”我一听这话就明白了，肯定是侯把我们俩平时的谈话坦白交待了。我也就装糊涂说：“报告刘教导员！您讲这话我不明白，我没有伪装什么。”他“哼”了一声说；“陈奉孝！你把我们当傻子吗？你认为我们这一年都在睡大觉吗？今天老实告诉你，你跟侯整天在一起嘀嘀咕咕，我们早就注意到了，我们看过你的全部档案，知道你不好对付，因此我们先找了侯，他还算聪明，把问题全交待了，我们可以给你看他写的坦白检举材料。不过对他写的东西，我们也并不全信，现在就看你的了，如果你想得到从宽处理的话，除了彻底坦白、反戈一击外，没有别的路可走，你如果仍然抗拒交待，对你这样的人，用不着罗嗦，后果是什么，你心里清楚！”说完他就把侯写的坦白检举材料递给了我。一共七、八页纸，我从头看了一遍，上面有侯的签名画押，他的笔迹我认识，的确是他写的，一点没错。
　　一般来说，审讯人员是不会轻易将检举材料给被检举人看的，这一是为了检举人的安全，二是你看了对方的检举材料，你心里反而会有了底，最后实在非交待不可的时候，交待的内容也不会超过被检举的内容，如果真还有其它问题检举材料中未提到，你是不会轻易再多交待的。而他们这次没等我要求看检举材料，就主动给了我，其目的是想激起我对侯的仇恨，让我反戈一击，只要我交待的和检举的材料与侯交待的和检举的材料有一部分碰上头，就可以定案，这一招是非常阴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会上这个当。两个人讲的话，只要没有第三者证明，又没有文字东西留下，单凭一方的检举是定不了案的。要知道，我跟侯谈的都是有关对副统帅和文革的看法，这在当时都属于掉脑袋的问题。1967年公布的“公安六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谁反对林副统帅谁就是反革命！”当年因为这一罪名被判死刑的不知道有多少！当时我一边看侯写的材料，一边琢磨，要想逃过这一关，唯一的办法就是既不承认自己说过的话，也不对侯反戈一击，如果我当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情绪，对他反戈一击的话，不但我得不到所谓的宽大处理，最后连他也一块完蛋，弄不好就要掉脑袋。
　　看完了材料我便假装气得不得了，说：“侯纯粹是胡说八道，他这是陷害我！”徐管教从中插话说：“陈奉孝，你聪明过头了吧！？全中队的犯人都知道你跟他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你说他陷害你，这话连三岁小孩也骗不过去！”我说：“我们俩早就翻脸了！”下面我就开始胡编乱造，但就是避开政治问题。他们当然不相信，我也知道他们不相信，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么胡说。最后刘教导员对徐管教说：“先把他关起来！”又冲我说：“陈奉孝！你认为你们两个人讲的话，只要你不承认，我们就定不了案是不是？你等着瞧好了，你不承认我们照样可以定你的罪！”完了就把我关进了小号。
　　在小号里我想，这回恐怕完了！在兴凯湖躲过了一难，在长水河又躲过了一难，这一回恐怕躲不过去了，真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躲过了三枪，躲不过一马叉！”15年徒刑我已经熬过了13年多了，还有不到两年就刑满了，怎么才能躲过这次劫难呢？第一，刘教导员说，没有我的口供照样可以定案，治我的罪，这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如果坦白交待了真地能获得宽大处理吗？绝不可能。因为他没等我要就把检举材料给了我，看了检举材料就属于抗拒交待，必然受到严惩。我又联想到张敬舜坦白交待后被枪毙的事件（后面我会详述），我断定只要我承认了检举材料上说过的话，必死无疑。第二，他虽然说没有我的口供照样可以定案，但这种情况是极少的，因为属于两个人的言论问题，既没有证人，又没有留下文字性的物证，定案是很困难的，因此他上面讲的话有可能是想唬我，因此我决定准备忍受刑罚的折磨，咬紧牙关不承认，这样也许能侥幸活下去。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三天后又提审我，要我交待问题，我矢口否认。他们又使出了诱供的手段，说：“你的问题不谈，可以先谈谈侯的问题嘛，你可以先反戈一击嘛！我们说过，侯写的坦白检举材料，我们并不完全相信，你反戈一击后，我们仍然可以把你视为主动坦白交待，从宽处理嘛，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我心里说“去你妈的！张敬舜主动坦白交待了，你们大肆表扬他，把他当成了犯人中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让他到各个犯人分场去作报告，最后怎么样？不照样把他枪毙了！我会相信你们这些鬼话吗？”再说，只要你一开了口，不论是坦白还是检举，那你就无法再收住了，他们会抓住你的一件事、一句话继续追问下去，最后你不说也得说。因此我回答：“共产党不是讲实事求是吗？侯虽然陷害我，但我不能凭空捏造再陷害他，关于议论林副主席的话，我的确没说，他也没说。”刘教导员跟徐管教使了一下眼色说：“陈奉孝！对你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像那些刑事犯，我们从来不愿意动刑罚，但现在看来。不动刑罚是撬不开你的嘴巴的！”随即下令：“把他吊起来！”于是立即上来两个打手，五花大绑把我绑起来吊在了房梁上。不过这次我脚上只戴着一副十几斤重的镣子，脖子上也没挂牌子，不像在长水河农场集训队那一次，脚上戴着48斤重的大镣，脖子上还挂着72斤重的大牌子，所以这次我没有马上昏过去。可是正因为没有昏过去，疼痛的滋味可就更难忍了。这次一吊就是一个多小时，疼得我头上的汗珠子像黄豆粒似地往下掉，浑身衣服都湿透了，我咬紧牙关不吭声。
　　在我被吊起来以后，刘教导员和徐管教都出去了，只留下一个打手看着我。那个家伙还嘲笑我：“怎么样？滋味不好受吧？还是招了吧，免受皮肉之苦！”我不吭声。大约过了一个多钟头，刘、徐二人回来了，那个打手对他们说：“这小子瘦筋巴拉的，还真有尿！一句话也不说。”刘下令：“先把他放下来”。挨过绑的人都有这样一个体会，刚一解开绳子的那一会，疼得更加厉害，只有疼过这一小会，才能缓过来。刘说：“陈奉孝！你回去再好好反省反省，老实坦白交待了，免受皮肉之苦，如果还这样继续顽固下去的话，我们会对你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回到小号我就想，老虎凳的滋味我尝过，烟头烫的滋味我也尝过，难道还要给我灌辣椒水、让狼狗咬吗？随他的便吧，我能坚持下去就坚持，实在坚持不了就招了算了，最多是一个死，这年头屈死鬼多着呢，也不差我这一个。但他们给我用刑反而证明了没有我的口供是难以定案的。15年徒刑已经熬过13年多了，现在我的求生欲望特别强，所以我要尽量坚持下去。
　　可是出乎我的意料，经过这次提审以后一直没再提审我，我在小号里就摸不着壶底了。我开始胡思乱想：是不是像刘教导员说的那样，用刑搞不到我的口供，没有口供也照样可以定案，打算上报等批下来后，说不定哪天就拉出去枪毙呢？是不是侯发现自己上了当，良心发现翻了供呢？我偷偷问看小号的犯人，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再提审我？他说：“怎么？吊起来的那个滋味你还没受够呵？该死屌朝上，你还是老老实实反省吧！”
　　关在小号里面，外面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过去我每天看报纸，总能从字里行间中判断出中央的一些动向来，现在是一切都蒙在鼓里，眼前一片黑暗，我数着天数，等待死期的到来。
　　过了10月1日国庆节不久的一天，他们突然把我放出来了，给我推了推头，因为在小号里关了四、五个月，头发长得太长了。我想这回我的死期到了，因为根据以往的规律，一个犯人要枪毙前都是先从这个劳改单位调到另一个劳改单位，然后再开公判大会拉出去枪毙，而且给犯人在临刑前推推头。可是他们给我推完头后，又把我的手铐、脚镣摘下来了，这不像是往别的劳改单位调，如果是往别的劳改单位调，一般是不给摘刑具的，即使摘最多也只能光摘手铐（摘下手铐后，你的破行李可自己拿着），不会手铐、脚镣一齐摘。给我摘完手铐、脚镣以后，徐管教对我说：“回中队去，明天跟大家一起出工干活，边劳动边反省！”我回去以后就琢磨，看来是死不了啦，但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他们对我发了“善心”不成？
　　两天以后召开全白土岗大队的犯人大会，在会上刘教导员宣布：“林彪是叛徒！卖国贼！把叛徒卖国贼林彪的画像一律摘下来烧掉，卖国贼的语录本一律上交，谁再私藏卖国贼林彪的语录本，以现行反革命论处！”我一听这话，“噢！”地一声就跳起来了，我得救了！刘教导员还说：“陈奉孝！你不用翘尾巴！你还有错误，你还要继续反省！如果你不老实，我们照样会收拾你！”我心里说，我还有什么错误？我还反省什么？你们不就是因为我议论林彪才把我关起来的吗？现在林彪完蛋了，说明当时我对林彪的看法是正确的。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如果林彪晚出事几天，说不定我就没命了。
　　回到大队后，侯觉得很尴尬，几次想找我作解释，我都没理他。我恨透了他，恨不能一刀子捅死他！但最后我还是谅解了他。1979年落实政策以后，对于过去那些整我的人，我都谅解了他们，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错误，纠缠个人恩怨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何况他还曾经是在劳改中我交过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之一，因此我写这篇东西没有直接点出他的名字。

3

　　我出来之后正赶上脱谷的大忙季节。白土岗大队共分四个中队，为了加强夜班劳动，从这四个中队里又单独编出了一个“出监队”。这个出监队的犯人都是些离刑满不到一年的犯人，因此没有人想逃跑。十多年甚至更长的劳改苦难都熬过去了，还剩不到一年的时间，谁还想去冒逃跑被打死或被抓回来加刑的危险呢？因此这个“出监队”的犯人出工干活没有解放军看押，只有带工队长领着，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夜班脱谷。我也被编到了这个队里。这个队的犯人因为都快刑满了，因此管理相对松些，我一下感到好像“自由”了许多。可是我命中注定多灾多难，一件意料不到的灾难又落在了我的头上。
　　1972年1月快过春节了，一天晚上“出监队”的犯人出去打夜班脱谷，那天晚上特别冷，将近零下40度，到场院干了不到一个小时，突然断了电。脱谷机停了，大家都跑到看场院的小屋里去暖和，等着来了电再开工。几十号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大家都抽烟，太呛人了，我那时又不会抽烟，于是便跑到场院，钻进稻草堆里休息。因为这天夜里太冷，干活伸不出手来，犯人就向王麻子队长要求回去吧，王麻子队长还训大家说：“你们这些家伙就恨不能断电好休息，今晚上不来电也不能回去！”就在他训完话不多一会，电就来了，大家只好硬着头皮出去干活。
　　我在底下挑叉子。脱谷机口有三个犯人在老虎口管着喂机子。开机后不到一刻钟，“轰！”地一声巨响，脱谷机后屁股出乱草的机口里的一个辊子爆炸了。幸亏在后面负责推乱草的两个犯人刚刚推着乱草离开出草口，不然的话，非让飞出来的碎铁块砸死不可。这回彻底完了，不能干了，只好回去。王麻子队长说：“这回你们高兴了，好回去睡大觉，可明天白天必须加班往脱谷机跟前运料，码草垛。”
　　睡了半宿觉，第二天吃完早饭刚要站队集合点名出工，突然来了四、五个干部说：“今天不出工了，回去学习。”有些犯人很高兴，不干活当然好，可我感到气氛不对，可能又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发生。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回到监舍大家坐好，常指导员首先念了两段毛泽东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愿意带这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的人，肯定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他念完了语录就说：“昨天晚上脱谷机爆炸，肯定有人在搞破坏，搞破坏的这个家伙就在你们这些人中间，今天我们一定要把他挖出来！”大家一听这话，张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觊，谁也不敢发言。常指导员就让每个犯人自己讲，昨天晚上断电的时候你在哪里，并要有证明人。大家都说到场院小屋里休息抽烟去了。轮到我说，我就说在场院小屋里呆了一会，大家抽烟呛得受不了，我就钻到场院草堆里休息去了，有木缘芳为证。姓常的拿眼瞅了我一下，“哼”了一声。又让大家继续互相揭发，就这样搞了一个上午，也没有把那个“破坏者”挖出来。
　　中午吃过饭继续开会。姓常的照例念完了那两段语录后说：“破坏分子就在你们当中，不把他挖出来我们绝不收兵！谁要是知情不报，互相包庇，我们查清以后，跟破坏分子一样严惩！”大家还是没人发言。要知道，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要真是哪个犯人搞的破坏，非枪毙不可。那个脱谷机是从匈牙利进口的，在当时来说，还算比较先进，听说值几万块钱，犯人的命值几个钱？一分钱不值！他看到大家都不发言，就命令轮着说。大部分的发言都是为自己开脱，说明自己与这件事绝对无关，也有少数人在说明了这件事与自己无关后，也附和着姓常的说，一定要把这个破坏分子找出来，不能让他连累大家。
　　轮到我发言，我就说：“我认为这件事不大可能是犯人干的，因为出监队的犯人都已经过多年的劳改，现在都快到期了，谁还能在快出劳改队的时候再去干这种事呢？如果是刚入劳改队，思想有抵触情绪，可能会有人干这事，现在好不容易快熬到头了，谁还会去于这种事呢？我希望政府能认真调查，把范围扩大一些。”谢管教马上接过话来说：“你怎么知道政府不认真调查呢？我们没有证据也不会找你们！”他刚说完，姓常的就从兜里拿出一块大约二十公分长，五、六公分宽，约半公分厚的铁板说：“就是这块铁板把脱谷机出草滚别坏的，不是你们当中有人放进去的是谁？我们今天非要把这个仇视人民政府、仇视共产党的反革命破坏分子挖出来不可！”他一边说着，一边用眼睛斜楞我。我又说：“脱谷机出草辊爆炸是在开机大约十五分钟以后发生的，如果有人把这块铁板偷偷放在乱稻子里，叉子一挑就会掉出来，根本挑不到脱谷机喂草口去；如果是在入草口处干活的人扔进去的，那也根本不可能。一往里扔就会被打出来，不信可以作个试验。再说，如果真的是从入草口进去的，首先应当把喂草口的辊子别坏，怎么能到出草口才把机器别坏呢？另外，如果是有人在休息时偷偷放到机器里去的，机器根本就开动不起来。脱谷机的出草口滚子虽然坏了，但还能开动，不妨可以做个试验嘛！”
　　我发言时总场有位赖干事，个不高，广东人，听得很认真，他一直没说话。应该说，我分析得是非常有道理的。姓常的却说：“陈奉孝！我们知道你很能讲，更知道你一贯不认罪、不服法，抗拒改造，仇视共产党。这件事是谁干的，我们心里早就有数，想狡辩也没有用！”他这样讲，矛头明显是指向我，其他犯人也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来。听他这么一讲，我也有点沉不住气了，接着说：“报告常指导员！这件事与认罪不认罪有什么相干？你不能把这两件事硬扯在一起，乱扣帽子！”这一句话就把他惹火了。他说；“你敢顶撞干部？！先把他拷起来！”接着谢管教就掏出一副手铐把我拷上了，并把我带出了监舍，领到医务室叫一个犯医看着我，其他人继续开会。
　　我想这下坏了，我离开会场后他肯定会发动其他犯人把矛头指向我，因为其他犯人也恨不能快点找出一个替死鬼来好让自己不受怀疑，谁都害怕这件事粘到自己身上。
　　这天夜里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值夜班的一直在窗子外面盯着我。我想，我怎么这么倒霉，什么事情都让我摊上！他们如果把这件事情硬栽在我头上的话，我这14年劳改所受的罪，算是白受了，还不如早点死了好。
　　在这件事发生的前三天正好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在草甸子里一条大黑狗追着咬我。草甸子里到处是塔头墩子，我还直摔跟头，后来吓醒了，出了一身冷汗。而姓常的穿的正是一套黑棉制服，这是个不祥之兆。人在危难之际，往往产生迷信思想，虽然我从来不迷信。
　　姓常的这个家伙是蒙族人，文革一开始被打成了“内人党”，差一点被整死，腰都被打坏了。姓常的不知为什么后来又重新站起来了，他也跟长水河农场的孙教导员一样，急于想破一件大案子立功。
　　第二天继续开会，挖“破坏分子”，我也参加了，不过这回不让我坐在炕上，而是让我站在地下。姓常的念完了那两段《语录》后就发问：“那天晚上都有谁到工具箱那里去来？”其实不论白班、夜班总有人到工具箱那里，因为挑草的叉子头很容易活动，需要钉一钉。那天晚上也有好几个犯人去过，不过谁都不敢承认。姓常的就问我：“陈奉孝！你去过工具箱那里没有？”我本想也不承认，但考虑到有人看见我去过，而且同时还有另外一个犯人跟我一块去的，如果我不承认的话，被别人检举出来，那不成了“做贼心虚”，企图掩盖罪行了吗？于是我回答：“我去过！”，“你去干什么？”，我说：“我去钉了钉叉子，因为叉子头活动了，我怕掉下来混在乱稻子里。”他又问：“你用什么钉的？”我说：“找锤子没找着，我用一块铁板钉的。”他又问：“是不是昨天我拿给你们看的那块？”我说：“黑灯瞎火看不清，我用的那块铁板好像比你昨天拿的那块还大。”他冷笑一声说：“人证物证都在，你还不承认，这块铁板（指昨天他拿的那块）就在工具箱里来，不是你干的还是谁？把他押小号里去！”不由我分说就把我送到了小号。可是总场的赖干事在后面跟着，他对看小号的两个犯人说：“先别让他跟小号里那两个犯人关在一起，先让他暂时跟你们住一块，你们要好好看住他！”

4

　　小号里关的两个犯人一个叫陈显，另一个叫马福林。陈显是一条腿，不过还戴着手铐，马福林手铐、脚镣都戴着。关于陈显，我后面再介绍。马福林是一个盗窃犯，被判刑20年，饭量特别大，经常因为干活累，吃不饱发牢骚。有一天他气急了眼，骂街：“整天说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操他娘的！一天到晚干活累得像王八蛋似的，连顿饱饭也吃不上！”说着他拿起嘴里吃的半拉窝头就向毛泽东像砸去。这还了得！马上被戴上手铐、砸上脚镣，塞进了小号。要知道，在当时这是死罪啊！他在小号里得了严重的痢疾，一天拉稀无数次。关小号的犯人每天只给六两苞米面稀粥喝，他又拉稀，人瘦得已经不成人样了。因为他一天拉稀的次数太多，不能让他出去解大便，便在小号里放了一个马桶，因此小号里面臭得要命。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就到了春节。过春节，犯人放假三天，改善生活，每组犯人到食堂领回面和馅，集体包饺子吃，关小号的犯人也由犯人伙房给包点饺子吃（当然比大帮的犯人少得多）。为了表示“革命人道主义”，还给马福林摘了手铐，光戴着脚镣。
　　大年三十的那一天，看小号的两个犯人在门外打扫卫生，让我戴着手铐扫扫走廊过道。趁着这个机会，马福林对着小号门上的观察窗对我说：“老陈大哥！我活不了啦！我知道自已非被枪毙不可，即使他们不枪毙我，我这个病也活不了几天了！”说着说着哭了。我还安慰他，叫他不要胡思乱想，事情总会有“好转”的。
　　小号门的上门框和土墙之间有一条大缝子透风，用一些乱麻塞着。我偷偷跟看小号的犯人胡广才说：“老胡！马福林思想情绪不对头，你最好将堵缝子的乱麻取下来，用点泥巴堵堵，以免发生意外。现在马福林的手铐摘下来了，陈显睡觉像个死猪一样，可别出事。大过年的出了事可不好。”同时把马福林对我讲的话也对他说了。
　　胡广才是个转业兵，30多岁，黑龙江省呼兰县人。1964年搞的“四清”运动，把农民的自留地都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过去农民还可以在自留地上种点黄烟，种点菜，养几只鸡，下了蛋卖了再买点油盐酱醋什么的，自从割了“资本主义尾巴”以后，农民连这点微薄的收入也没有了。胡广才在自己农家院里种了点菜，可是总有人去偷，他气坏了，就私自拉了个电网，没有电着小偷，结果他老母亲在凉衣服时不小心碰着电网给电死了，为此判了三年徒刑。像他这样的犯人当然是属于“自己人”范围之列，所以在劳改队里能干上看小号这样的美差事。
　　此人心眼倒不坏，只是有点马大哈。他听了我对他讲的关于马福林的情况后说：“不要紧，马福林病得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还能自杀？”但是就在正月初三的晚上，马福林真的上吊死了。因为摘了手铐，他是用塞缝子的乱麻搓了一根二尺来长的小绳，挂在穿过墙的瓷管上吊死的。
　　这个小号原来是一间没人住的破屋子，屋里原来有电灯，自从作了小号以后，把电线撤了，但穿过墙的瓷管还在，从墙里穿出来露着不到十公分。马福林就是把自己的破被子卷起来踩着挂上绳子吊死的。本来他两脚还能够着炕，但像他那样病得快死的人，小绳多少一勒就没命了。他为什么选择在初三的晚上上吊呢？我猜想也许是因为这三天改膳生活吃得好，临死以前，他不想当一个饿死鬼！要知道，长期遭受饥饿折磨的人，对吃一顿饱饭、好饭，是很看重的。
　　他吊死是值夜班的队长在查夜时发现的。大约是夜里12点多钟，值夜班的队长突然“砰！”“砰！”地敲看小号的门，胡广才和我都睡着了，胡广才赶紧爬起来开门，值班队长骂他：“胡广才！你他妈了个巴子的是怎么看的小号！小号的犯人都吊死了，你他妈了个巴子的还在睡大觉！”我也赶紧起来了。不一会，常指导员和一个犯医也来了。常命令胡广才和犯医把马福林的尸体放下来，摸摸他还有气没有，犯医说早就凉了。姓常的说：“这种反改造分子死一个少一个，省下一颗子弹！”
　　我过去差不多什么样的死人都见过，像枪毙的、服毒的、淹死的、冻死的、饿死的，甚至连砍头的我都见过。1945年日本投降，潍坊市进住了一个国民党的杂牌游击队（实际上是国民党收编的一股土匪），就在我家的房子后面砍了三个士兵。我家的房子后面是一个大湾，夏天孩子们都在湾里洗澡嬉戏。有一天傍晚我正和一帮孩子在湾里洗澡，突然来了一些兵把我们赶上来，不一会就绑过来三个兵，在湾崖上用日本指挥刀砍了，那时我才八、九岁，把我吓坏了。1951年“镇反”时我已经上初三了，那时枪毙的人太多了，我还追着看过，所以我对死人并不害怕，可是上吊死的人我可是头一回见。马福林上吊时还戴着脚镣子，但破棉裤已褪到了脚脖子上，舌头伸出了一点点，不像传说中的吊死鬼舌头伸得如何如何长。
　　半夜三更死人往哪里放呢？姓常的说：“先放在炕上，明天一早找两个犯人拖出去刨个坑埋了算了。”这么一折腾陈显也醒了。他抬头看了一眼，把被子一蒙头，又睡了，实际上他早已半疯了。姓常的临走回头向看小号的屋里看了一眼，发现我在屋里，马上命令胡广才：“把陈奉孝关进去！让他跟你们睡一个屋，他倒自在！”
　　我心里想，你不就是想给我施加点压力吗？你还有什么恶毒的招使出来？死人我见过多了，1960年我也曾挨着饿死的犯人睡过觉，现在我还怕什么！我怕的不是死人，怕的是小号里太肮脏。我说：“报告常指导员，我不害怕死人，但马福林有严重的痢疾，整天在小号里拉、尿，请你让犯医给撒点药消消毒，我就进去！”他“哼”了一声没言语就走了。犯医还真不错，过一会真拿来一个喷雾器满小号里喷了一下，我就进去了。就这样，让我跟一个吊死鬼睡了半宿觉，我能睡得着吗？
　　第二天一早，让两个犯人把马福林的尸体抬出去，在院子里卸下镣子来，姓常的命令立刻给我砸上了，这就算是马福林临死留给我的遗物吧！马福林走了，小号里就剩下一条腿的疯子陈显和我了。这有两件事使我很担心，一是陈显是个疯子，谁知道他发作起来会干出什么事来！因此我要时时提防着他点；二是我担心，我被关起来以后，姓常的会给出监队的其他犯人施加压力，让他们写假证言材料，证明脱谷机是我破坏的。要是真这样的话，我就必死无疑了。到了晚上，前半夜我又没睡着觉，大约到三、四点钟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地刚要睡着，陈显这家伙戴着手铐子爬到我身边推我：“快起来！快起来！马福林来了！马福林叫你呢！”这一下可把我给吓着了，我戴着脚镣子稀里花啦就下了地。看小号的胡广才听见小号里有动静，马上开开门问：“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跟他说了陈显刚才说过的话，他上去把陈显揍了一顿。我还说：“别打他，他已经残废了，疯了，我以后多注意他点就是了。”

5

　　这次脱谷机爆炸事件对我的思想压力特别大。已往的多半是一些言论问题，又没有证人，只要我不承认，要定案是很困难的。这一次不同，脱谷机爆炸了，物证有了，现在就缺一个人指证我了。如果在姓常的压力下，有哪个坏了良心的家伙出来指证我，那么在人证、物证都有的情况下，我再不承认恐怕也逃不过去。令我感到特别窝囊的是，眼看就要刑满了，怎么又摊上这么档子事！难道我命中注定非死在劳改队里不可？过去14年多的劳改经历，我曾经数次面对死亡，为什么那时不死，偏偏在我觉得真的有了希望的时候才死呢？说实在话，对于死我并不怕，刚到兴凯湖农场时，我就没打算活出去，可现在当我有了强烈的求生欲望的时候，死神又来向我召唤，这太残酷了。对于过去的事我开始一件件回忆，人觉得自己快死的时候，总是爱胡思乱想的。
　　在我这次被关小号期间，陆陆续续也有犯了“错误”的犯人被关进来，不过他们犯的大都是一般性错误，因此关个十天、八天也就陆续放出去了，这倒给我提供了一个了解外面情况的机会。我问他们，现在出监队开始出工干活了没有？他们告诉我，自从我被关起来以后总场的赖干事又组织了出监队的犯人开了好几次会，现在开始出工干活了。后来出监队有个叫马得俊的小伙子因为打架也被关进来一个礼拜，我问他是不是常指导员给你们施加压力，叫你们检举我？他说：“常指导员是有那个意思，但赖干事一直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再说，你平时为人又不错，大家都快出监了，再争取减刑也没有用了，这是人命关天的事，谁愿意再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大家背后议论说，你太倒霉了，十多年都熬过去了，三十六拜都拜了，就剩下一哆嗦了，又遇到这事，大家都为你感到可惜。”他还告诉我，听说外面的脱谷机手也开了好几天会，是总场洪科长主持的，要他们分析脱谷机爆炸的原因，不知道结果怎样。他又告诉我，赖干事还召集了那天白班脱谷的犯人开了会，了解了情况，因为那天白天也很冷，脱谷机坏过几次，脱谷机手钻到脱谷机里修理过，因为锤子把断了，脱谷机手拿一块铁板当锤子用过，不少人都看到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塌实了许多。第一，既然没有人指正我，姓常的就不能把这件事硬栽在我头上。我平时的为人大家是知道的，除了不认罪、爱跟干部顶撞外，跟犯人从未闹过矛盾，从来没有干过打小报告害人的事，所以我人缘还是比较好的，同时也说明，出监队的犯人虽然大都犯过各种不同的罪行，但人性并未完全泯灭。第二，看来赖干事这个人还是比较实事求是、比较认真的。我想起了我在会上的发言，分析脱谷机爆炸的原因，他听得很认真。他是总场的干事，亲自来主持破案，常指导员要想拿我当替死鬼，硬把事情栽到我头上，从而说明他“破案有功”，恐怕也不会那么容易。
　　我戴着手铐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分析引起脱谷机辊子爆炸的原因。第一，像我在开会发言时一样，首先排除了犯人搞破坏的可能性。第二，我分析有可能是因为夜间气温太低，中间断电后辊子受冻太厉害，来电开机后，因为辊子转速太快，辊子的材质承受不了热涨冷缩的急剧变化，造成爆炸。第三，也有可能是白班脱谷机手钻进脱谷机修理时，用那块铁板当某个损坏了的部件用，经过较长时间的震动脱落了，别到了快速旋转的辊子上，把辊子别坏了。第四，脱谷机顶部有个口，盖着盖，脱谷机手修理脱谷机时，都是从顶部掀开盖钻进去修理，修理完再从顶部的口里爬出来，有可能脱谷机手爬出来时，将那块铁板拉在了脱谷机顶部，由于盖没盖严，开机后经过长时间的震动，最后从缝隙里掉进了脱谷机，把辊子别坏了。总之，我写得很详细，把各种可能性都分析到了。写好后我请看小号的胡广才交给赖干事，千万别交给常指导员，他同意了。因为犯人没有一个不恨姓常的，他平时对犯人太狠了。我怀疑他可能是因为在整“内人党”时被汉人整过，因此把一肚子仇恨发泄在犯人身上。
　　我交上材料后不久，李燕生被关进来了。我跟李燕生是北大的同学，且都是“百花学社”的成员，按照共产党管理犯人的常规，我们俩是不能见面的。可从兴凯湖农场我们俩就同在四分场，不过不在一个中队。在长水河农场三分场时，曾同在“现反队”一年。调到乌兰农场白土岗大队后虽然不在一个中队，但因院子很小，却经常见面，对管教人员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疏忽。造成这一疏忽的原因我想有三个。第一，我们俩虽然都是“百花学社”的成员，但我的判决书上并没有他的名字，他的判决书上也没有我的名字，不是同案犯，因此他们也就疏忽了；第二，自从兴凯湖农场的犯人编散以后，调动频繁，文革当中又乱，他们可能对我们俩人同属“百花学社”成员这一点马虎了；第三，当年北大被抓的同学实在太多了，要把每个人用不同的劳改支队、劳改大队隔离开来也实在困难。
　　李燕生告诉我，他是为了能进来看看我，故意犯了点小错误让他们关进来的。他还告诉我，外面的人都为你担心，15年好不容易快熬到头了，又摊上了这事，实在太可惜了。不过他又告诉我说，听白土岗原来的老犯人讲，总场的赖干事对犯人的态度一直不错，不像别的干部，见了犯人就吹胡子瞪眼，你要想办法逃过这一关去。想什么办法呢？我对他说，我已经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分析引起脱谷机辊子爆炸的原因交给了赖干事，不知他们能不能认真研究我写的材料。他问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你在兴凯湖不是因为写日记被送到码头监狱严管队去的吗？这个办法你还可以用，你可以用写日记的办法记叙这次冤情，写好了故意藏起来，等我出去后故意向赖干事汇报，说你偷偷写什么东西藏起来，他们肯定会来检查，等他们看了你的日记，会更相信你是被冤枉的。”
　　我开始写日记，一方面用日记的形式记叙自已遇上的这次不白之冤，另一方面记叙自己的悲观情绪，并写着如果有一天我真地被枪毙了，有哪位难友检查我的遗物时发现了我写的日记，请保存好，出监后寄给我在济南的姐姐，好让她知道我是蒙冤而死的等等。我写了很多，是用写材料的纸戴着手铐写的。
　　一个礼拜后李燕生就出了小号，他真的报告了赖干事。他上午出去，下午赖干事、常指导员、还有一个年轻的陈干事一起到小号把我叫出来，他们检查了我的破行李，姓常的还直拿眼睛斜楞我。他可能以为我又写什么反动东西，这回可让他们又抓住了。
　　隔了三天，赖干事就找我谈话，告诉我说：“陈奉孝！你写的材料和日记我们都看过了，我们并没有肯定脱谷机是你破坏的，我们一直在认真调查这件事，你应该相信政府，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的。不过这件事如果真是你干的，最后你也跑不了。你不要胡思乱想，要好好反省，把问题交待清楚。”从这次谈话以后再也没有找过我，直到6月底春播过后开始拔草，才把我放出来，但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只是把手铐、脚镣给我摘下来，让我回出监队干活。出监队的犯人告诉我，脱谷机的案子早已破了，是脱谷机手那天白天钻进脱谷机里修理时，铁板忘记带出来造成的。常指导员不许大家再议论这件事，这时压在我心头上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从现在到9月16号出监这一段时间再没遇到什么麻烦，算是平安度过了劳改生涯的最后三个月。

6

　　1972年9月16日是我到期刑满释放的日子。犯人到期刑满释放一般都是头一天就告诉你，明天不用出工了，等大队犯人出工后，办好出监手续，拿着介绍信到某个劳改释放的就业单位（二劳改单位）去报到。可是9月15号没有人通知我明天留下，第二天我只好跟大帮犯人一起出工下地拔草。昨天一夜和今天一上午，我一直在琢磨，是不是因为我过去在劳改中的表现要给我加刑？是不是他们又发现了我有什么“新问题”？不少犯人在干活时也小声问我：“你今天不是到期了吗？怎么没通知你留下？是不是日子搞错了？”我说：“没有！”他们又说：“脱谷机的案子已经破了，他们为什么不放你？”我说：“不知道！随便他们，爱怎样就怎样吧，你们都有老婆孩子，盼着早点出去，我反正光棍一条，出去当二劳改也好不到那里去。”说是这么说，这一夜半天对我的压力可不小。任何人遇到这种情况，心里都会感到不安的，我担心他们会又要给我罗织什么罪名。
　　中午收工回去吃过午饭，到下午出工时，值班的犯人才告诉我：“陈干事说下午叫你留下。”我问：“是不是释放？我今天到期。”他说：“陈干事没说别的，只说让你留下。”过一会陈干事把我叫到队部，开口就说：“陈奉孝，你今天到期了，但是根据你在劳改中的一贯表现，你觉得你能按期释放吗？”我说：“为什么不能？我又没被加刑。”他笑了，说：“你小子头脑倒很清醒，希望你出去以后别再回来。”说完给了我一张介绍信，叫我到四中队（二劳改单位）去报到。
　　我回到宿舍，在陈干事和一名值班犯人的监视下，用一根草绳捆了捆我的破行李（实际上除了一床破劳改被子、一条破褥子、一个破洗脸盆和一个饭盆外，我什么东西也没有）。陈干事和值班犯人又对我身上进行了仔细的搜查（犯人出监必须经过仔细搜查，一是怕把公家的东西带出去，更重要的是检查你出监时，是否给尚未到期的犯人带什么信件没有），最后我扛着破行李迈出了劳改队的大门。
　　出了大门我停下来回头望了望劳改队的大门，思绪万千，感慨万分。15年哪！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15年！这15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按照判决书上的规定，我还有5年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时期，今后二劳改的生涯又是怎样的呢？我带着满脑子的疑虑，没有喜悦，也没有悲伤，孤独地走上了“新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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